精神卫生立法须剔除“权力心理学”魅影 

      6月10日，备受关注的《精神卫生法（草案）》历经26年漫长孕育终艰难面世，国务院法制办就草案向社会开展的首次意见征集7月10日截止，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参与讨论，另有多家专业机构递交了修改建议书。（《京华时报》7月11日） 究竟什么样的人应该强制收治？

      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？有病没病谁说了算？强制收治属于医学范畴还是司法范畴？围绕“草案”内容，社会各界展开了艰难的博弈。可以明显看出，历经26年孕育方才脱壳而出的《精神卫生法（草案）》仍然远未成熟，它的终极版本势必将经由激烈的民意激荡与试炼而获得塑造。 通过各界的意见表达，“草案”的诸多漏洞已经暴露于人前：诸如“扰乱公共秩序”容易被滥用；采用“危险性标准”存在隐患；监护人权力过大易出现恶果；医生有时候无法认定监护人；医生在认定精神病时权力过大；司法救济机制缺失；“政府投入”形同虚设，等等。

      凡此种种，既表明“草案”远非健全和完善，也预示着意见博弈的复杂性和长期性。 如何设置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，是精神卫生立法的重中之重，也是各方僵持不下难中之难。“权力过大”的阴影，始终伴随着“草案”的有关争议。这里的“权力”不仅指向行政权力，更指向医生的权力，监护人的权力，和司法的权力。应该说，对于各种“权力”的约束，将是精神卫生立法的核心和灵魂，决定着立法行为的毁誉荣辱。 王书亚先生曾说，权力与心理学的结合，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强势的一种世俗宗教。不受限制的权力，一旦扭曲心理学的标准，对一个人的自由生杀予夺，其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将是令人惊骇的。看看有多少上访者被当作精神病人投入精神病院，我们就知道有多少公共权力假心理学之名行作恶多端之实；看看有多少正常公民因家庭财产纠纷而被监护人投入精神病院，我们就知道亲权一旦灵魂出窍，其作恶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公共权力。 而医生的权力呢？医学判断难道果真是排他性和压倒性的标准吗？谁能保证它永远不会出错？如果一个蹩脚的医学判断，致使一个正常的公民丧失了自决的权利和行动的自由，后者有多少可能像好莱坞电影演绎的那样“飞越疯人院”？这个时候，如果连正义最后的底线——司法救济，也悄无声息的隔岸观火，那么你能想象一个正常公民在“监狱”中的绝望和无助吗？

      在所有的人伦悲剧中，被无端当作“精神病人”可以说是最登峰造极的一种。“精神病人”们，因其“精神病”而自动失去了自我证明的权利，只能像一只待宰羔羊般地接受“权力”的摆布，我想不到还有比这更黑的黑暗，比这更深刻的无力。由此而言，精神卫生立法必须充分保护“精神病人”们自决自愿的权利，他们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。“强制收治”的专断权力，无可争辩地必须谨守自己的欲望和分寸。 所有可能危及正常公民公民权的所有形式的“权力”，都不能口含天宪、一手遮天。包括政府、医生、监护人、法院在内的相关各方，在认定和处置一个“精神病人”时，权力的行使理应交叉验证和互相制衡。在通往精神病院的道路上，立法层面应层层设卡，唯恐“错治一人”；而在离开精神病院的道路上，却应是一路绿灯，唯恐“留下一个”正常公民，哪怕真的出现“错放”，这也是立法不能更改的原则。因为，精神卫生立法，其实质并非是将中国的精神病人一网打尽，而是妥善的保护公民权。